美特工在机场查获中国生物学家携带病毒样本

美特工在机场查获中国生物学家携带病毒样本

2018年下旬,美国特工在底特律机场查获一名准备入境的中国生物学家,他的随身行李箱中有三个标有“抗体”的瓶子,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他进行拦截。

这名中国生物学家说,他在中国的一名同事要求他将瓶子交给一家美国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员。但是在检查小瓶后,海关人员却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

雅虎新闻周一(3月30日)引用获得的一份联邦调查局(FBI)的战略情报机密文档说:“对瓶身上的文字以及指定接收方的检查令调查人员相信瓶内装的材料可能是活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样本。”

这份报告由FBI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局(WMDD)的化学和生物情报部门撰写,没有披露携带这些样本的中国科学家名字,也未提供美国的预定接受者信息。但FBI给出的结论是,这起事件以及另外两个案例都是给美国的预警。

报告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局对随身携带和/或托运行李中含未经申报和未经证明的生物材料运到美国的外国科研人员进行的评估(结果)是,这几乎肯定是对美国的一种生物安全风险。”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局是基于直接访问的外联报告做出的这一评估、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报告写道。


FBI查获多起中国学者携带生物样本出入境案

这份机密报告发布的时间在世界卫生组织获知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病例两个多月前,同时报告也是FBI对中共干预美国科研活动进行调查的内容之一。报告中引述的三个案例均涉及中国公民。

对疑似SARS和MERS样本瓶,情报报告引用了另一个机密档案(上标“FISA”),意味着该文件中包含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收集到的信息。报告中提到的另一个案例疑与流感毒株有关,还有一例疑是大肠杆菌。

联邦调查局没有确切说明这三个案例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生物安全风险。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全球生物安全教授雷娜·麦肯泰尔(Raina MacIntyre)表示,联邦调查局担心生物样本的双重用途,将被用于生物恐怖主义。

她说,如果报告中引用的非法样本是准备带入美国的,那么可以合理预计,贩运可能是双向的。

“如果这是单行线,那就还会有另一条。您如果假设没有其它情况,或许太天真。”她补充说。

前川普(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旗下负责中国问题的罗伯特·斯伯丁(Robert Spalding)将军说,携带生物样品的中国国民对美国构成“威胁”,但也“很可能只是携带者……而不是知情人”,所以很难确定样本被带入的意图。

他认为,“有些可能是故意的,以测试我们识别和拦截的能力;也有些可能是机会主义者。”


美生物专家:不排除武汉病毒从实验室泄露

FBI的报告提到了生物安全(通常是指故意滥用诸如生物恐怖主义等病原体),同时也提到了涉及生物实验室安全(涉及事故泄露)。联邦调查局拒绝对此报告发表评论。

美国对中国生物安全的担忧由来已久。例如,2003年萨斯(SARS)爆发后,跟着在中国发生了几起实验室事故引起的感染事件,其中包括八个是由于中国病毒学研究所处理不当而导致的病例。

对这一源于中国武汉的病毒,美国总统川普一度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中共病毒),而中共外交部却不断对内对外推销“美国军方”阴谋论,声称病毒起源于美国武器实验室。

美国罗格斯大学化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说:“没有理由怀疑(武汉病毒)它是实验室结构;因为它没有任何经过精心设计的预期修改。”

但是,埃布赖特也表示,这并未排除病毒传播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生物安全性差。

他指出,中国实验室,包括武汉的实验室是收集这些野生动物病毒的。

“因此,这种病毒进入人体,也有可能是由于实验室工作人员在进行现场采集、意外感染病毒,或者是由于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实验室中对样品进行标识时发生的事故。”埃布赖特说。

不过,联邦调查局的重点没有在武汉病毒上,他们的着眼点是中共的生物安全,这一直是美国政府密切关注的中共参与生物科学活动观察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最近几起引人注目的案例涉及敏感技术出口,以及一些与中共政府有联系的知名人士。


美几十年帮助中国发展生物研究 疫情或成新转折点

外界对中共当局违反生物安全预防措施的担忧长期存在,目前的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大流行更可能加剧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美中关系——从贸易到间谍活动——的摩擦已经加剧。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副部长安德鲁·韦伯(Andrew Weber)表示,近年来,美国跟中共在生物科学领域的关系日益恶化。韦伯曾负责奥巴马政府制定核、化学和生物防御计划。

“自从SARS之后,当中国(中共)需要技术帮助时,它就与(美国疾控中心)保持密切的关系。”韦伯现在担任战略风险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但近年来,他们就收紧了,使国际合作更加困难。”

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彦中也表示,随着美中关系恶化,黄认为双方在生物研究方面的合作将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可能反转过去数十年的合作。

他说:“我经常争辩说,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在公共卫生领域是最成功的。”这种合作甚至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之后的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现在随着两国之间敌对行动的加剧,这些关系将面临挫折,尤其是中共当局在本次疫情期间不断掩盖以及误导美国同行、延误美国2个月时间应对。

“你可以说,卫生是无国界的,尤其是当两个国家都面临这些共同挑战时。这是他们大多数时候密切合作时(说的话)。”他说。“(但)事实并非如此。”

2020-04-01 / by /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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