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饱受“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COVID-19、中共病毒）的折磨，自从这场瘟疫爆发后，医院成了许多民众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但第一线医护人员们却需要绷紧神经、坚守岗位。在这次疫情中，哪些人扮演着无名英雄？
医院防疫最前线：急诊室
当一个人疑似感染了病毒，比如接触过患者，并出现咳嗽、发烧的症状，就需要进行病毒检测。在整个检测的流程中，放射师负责拍摄胸部X光，急诊室医护人员负责采检，医检师负责检测检体是否为阳性。
台湾振兴医院急诊科医师蔡贤龙表示，医院的采检工作是由急诊医师进行，目前只要有怀疑的个案，都转到医院急诊室采检。他说，急诊室可说是“医院的防疫最前线”。
中共肺炎的采检部位有3种：鼻咽或口咽择一、咳痰、抽血。台湾胸腔重症科医师苏一峰指出，一次采检最少需要采2种检体。若患者咳不出痰，就采鼻咽或口咽，加上抽血。
当患者的胸部X光片显示有肺炎，须住院隔离。如果没有肺炎，采检后可先回家，但在通知检验结果前要在家自主健康管理；如果检验结果为阴性，仍要自我隔离14 天。除非症状恶化，否则不必进行二采。
住院隔离的疑似患者必须2次检验结果皆为阴性，才能回家，一般隔离期为2～5天。如果确诊，住院天数会更长。苏一峰说，若为确诊患者，台湾规定必须3次检验结果皆为阴性且症状稳定，才能出院，因此现在有不少病人已治疗一个多月仍无法返家。
胸腔科、感染科、重症科⋯不分比重 多科投入救治
依每家医院编制不同，确诊患者会交由胸腔科或感染科医师治疗。治疗期间，主要给予患者基本的抗病毒药物，并抽血、照X光以追踪状况，等状况稳定再采检。住院期间的采检，也是交由胸腔科或感染科医师执行。
患者症状如果恶化，变喘、缺氧，将转入加护病房交给重症科处理。重症科医师将为病人进行氧气治疗、点滴输液，给予抗生素、抗病毒药、类固醇等药物，以及维持器官功能的替代疗法，如气管插管使用呼吸器、洗肾机、叶克膜等。
当患者出现呼吸衰竭时，需由麻醉科医师协助插管。前台安医院麻醉医师、现聿信医疗临床总监赖彦均解释，所有医生都会插管，但都比不上麻醉科医师动作娴熟。因为其它医生可能在急救时才需要插管，因此大约3～6个月、甚至一年才会碰上一次“实战训练”。相反，麻醉科医师每天进行十几次为全身麻醉病人插管的动作。
插管会造成病人呛咳、喷出大量飞沬，且过程中病人容易挣扎、抵抗，甚至咬人。当遇上传染性疾病，一般的医师会直接交给麻醉科医师，经由给病人一点微量的镇静药物后快速完成插管。
赖彦均介绍，除非患者很胖、脖子很短或先天构造等因素造成较难插管，不然麻醉科医师一般仅需7秒时间即可完成插管动作。她指出，超过7秒会给病人过大压力，但一般医生对插管较不熟悉，过程中很可能发生其它状况，往往会耗时超过1分钟以上。
第一线医护人员中，跟患者接触最久的，莫过于护理人员。她们可能分配在急诊室、隔离病房或加护病房。相较其它病房可能有需要才穿全套装备，加护病房的护士往往要一直穿全套装备待在病房里，用餐、如厕再出来。
对护理人员来说，穿着全套防护衣近距离照顾确诊患者，给药、注射、抽痰、监测数据并安抚病患情绪，几乎是她们的日常。
感染科+感管护理 医院感控关注每一细节
在面对SARS或中共肺炎等疫情，医院内的感染控制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前台湾嘉义荣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崇兰诊所院长蔡宗洪指出，在防疫期间，除了照顾病人，感染科医师还要负责整个医院的感控规划。
蔡宗洪介绍，感染科要对每个单位的人员进行教育，包括护理人员、清洁工、负责处理污染衣物的供应中心、外包的洗衣厂商、殡葬业者等等，使这些人员的作业能符合感控原则。
同时，废水及医疗垃圾的焚烧也要在感染科的指导下处理，避免含污染物。当医院需将一般病房改成隔离病房，从设计到验收等过程，也需要感染科医师参与。蔡宗洪表示，感染科需要对医院的每个单位都懂一些，“连空调、水电都要了解”。
SARS过后，台湾医院很注重感控这一块，会设有感控中心或感控室，编制有医生、护理师及行政人员。民众医院感管护理长郭秀娥介绍，医院的感染管制护理师有别于照顾病人的护理人员，主要是负责员工及外包人员的教育训练和政策宣导、稽核隔离技术落实情况、每天看疫情指挥中心有无宣布新的政策，并提供讯息给院长。
外人看不到的辛劳 医护人员面临双重压力
简简单单一句“守在防疫第一线”，并不能道尽医护面临的难处。
在防疫期间，医护人员每天要频繁的洗手，洗到双手又痒又粗，甚至肌肤干裂。郭秀娥表示，“一天下来至少要洗手30次以上。”另外，还要戴一整天的口罩，造成耳朵疼痛、脸部肌肤发炎。
不仅如此，蔡宗洪还透露，重复穿脱隔离装备是很痛苦的事。“照顾1名隔离病人，等于照顾10名普通病人”，他说。
含防护衣在内的全套防护装备，单单是穿上，就需要花15～20分钟的时间。脱的时候更要小心翼翼，避免沾到防护装备上的病毒。因材质太过闷热，造成医护人员容易长湿疹。郭秀娥表示，当年SARS时期，护理人员往往防护衣一穿就是6小时。这期间不能吃饭、喝水和上洗手间，还要忍耐一直流汗的难受。脱下防护装备后，身体一定是湿的，因此要另带衣服去换。
防护装备虽然为医护人员带来完善的保护，但也造成照护病人的不便。比如戴两层手套难以摸到血管，使抽血变得困难。这些都加重了医护人员的劳累。
除了身体上的疲劳，医护人员还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心理压力。
蔡宗洪表示，当年在嘉义荣民医院里他要紧盯全院，老是担心哪个单位、环节、人事没管理好而出状况。例如大医院通道很多，需留意是否有人不依指示走指定的门，偷偷从其它小门出去而把病毒带出院。
苏一峰则坦言，疫情刚出现时，还无法从健保卡得知旅游史，曾多次遇过患者到门诊看呼吸道症状，却隐匿旅游史，等看诊结束才说刚从中国回来。然而他当下只是穿普通防护，增加了看诊风险。
他还曾遇过在武汉工作的台商回国后，妻子发烧且X光呈现肺炎。苏一峰告知这位台商，这种情况要通报疑似个案且住院隔离，台商先生疑因面子挂不住，冲进隔离室对他狂吼。
疫情期间，第一线医疗人员都要加班工作，早已处在“压力锅状态”，若再遇到病人不配合，甚至做出过激的无理举动，更让医护苦上加苦，压力加大。
也因医院成了高风险场所，已有医护人员住在医院宿舍或外租屋，怕把病毒带给家人。医护人员除了怕自己被传染，还要承担家人会担心的这份心理压力。
前阵子，台湾传出有医护人员及他们的小孩遭到歧视的事件。赖彦均也能感受到这种民众对医护人员容易传染疾病的恐惧。
赖彦均表示，她的先生是急诊医生，因两人都在医院工作，小孩的安亲班老师似乎为此感到戒慎恐惧。老师因不敢明讲，只能有意无意的问她：医疗人员是不是很辛苦？
她坦言，虽然能明白老师的担心，但也觉得自己像次等公民，怕小孩被另眼看待。因为没有办法避免别人有这种想法，她只能向老师强调他们“没事”，不仅一回家就立刻洗澡，家里还备有充足的酒精，会及时做消毒。
中共肺炎的确诊患者不断增加，台湾近日出现多名境外移入案例，不仅考验医疗能量，也让防疫单位及医护人员压力加剧。不少医护人员纷纷在脸书上公开喊话，望民众体谅医护的辛劳，保护好自己，近期别出国旅游。
苏一峰亦建议民众在这一年期间不要出国，因为有些国家虽然没病例或是确诊人数少，但未必没有传染风险。
虽然面对重重压力，但这些医护人员们的愿望与决心简单而朴实。正如两日前，一名在三军总医院工作的呼吸治疗师Coke Kang在脸书发起一项呼吁行动，贴出医护人员手持看板的照片，用一句话表达他们的心声：“为了你，我坚守岗位；为了我，请你坚守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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