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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群体灭绝运动是中共的传统。在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共为欺骗国际社会，又开启了一场新的群体灭绝运动。

一、中共把武汉防疫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这场新的群体灭绝运动是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

    据习近平发表在《求是》的文章说，1月22日，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1月23日凌晨，武汉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被全面封城。由于封城来得实太突然，许多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买不到。从这天开始，全武汉人被软禁在家中。由于政府要求病毒感染者居家隔离，导致疫情全面扩散。中共害怕武汉人闹事，又派出大量军警进入武汉戒严。

    封城禁足还不够，还必须要控制疫区的舆情主动权。据长江网报道，2月3日，习近平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对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宣传部门助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防舆)阻击战。于是，中宣部连夜调集300多名记者深入湖北和武汉进行采访。从此，湖北省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对外宣传的需要而展开。

   ２月１０日，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说：“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就在习近平发表讲话的第三天(2月12日上午)，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就开始坐镇武汉，他在会上对湖北的干部说：想要疫情出“拐点”，先要信心出“拐点”。要提振士气、凝聚民心，实行“三量管控”：控增量、减存量、防变量，坚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因此，“三量管控” 就成了湖北抗疫工作的指导方针。那么，武汉又到底是怎样控增量、减存量、防变量的呢？

二、无数生命被政治正确所葬送

    2月19日，武汉某医院的一位医生在冒着被李文亮的风险发出的一封信，这封信揭示了中共运动式防疫的真相。

   原标题是《我在抗疫一线,我们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治病救人》。

    武汉市的新冠肺炎人数继续攀升，救治任务依然严峻。管控措施由最初的封城、封路到现在的封小区，愈来愈严格。

    奋斗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变化。政治正确高于一切，高于患者的健康，高于大众的利益。

    首先，为了加病床周转，确诊的新冠患者住院10余天，没有生命危险，达到文件规定的出院标准，就要开出院。标准如下：1.症状好转。2.胸部CT较前吸收。3.核酸检查两次阴性。一些住院治疗的患者前一刻还在吸氧，走路都费劲，下一刻就要出院了，因为达到了文件规定的出院标准。而我们的核酸检查阳性率不足百分之三十，这些出院的患者并无社区对接，自行回家隔离。将教条主义发挥的淋漓尽致。

    其次，中药参与救治，每一位患者都要中药治疗，不论轻重缓急，不管望闻问切，按照症状选择拟订好的草药处方。谁有反抗，就是违抗抗疫大政方针和最高指示精神。有的在院期间肝功能异常，有的出院时肝功能高于正常值5倍。

    第三，为了出院率撒谎。有的患者复查的胸部CT影像无明显改善，但是在出院结论里也要写明显好转。毫无底线可言。

    第四，新收的患者有的仅仅是核酸检测结果阳性，没有任何的症状与体征。还有一家三口同时住院，也仅仅核酸检查阳性。有一个患者胸部CT检查三次，前两次正常，最后一次终于出现了病灶，很明显，真的被传染了。现在出院患者的症状都比新收病人的病情还要重。

    当初为了新冠肺炎患者的利益牺牲了普通患者的利益；现在为了完成新冠患者去库存的目标，牺牲在院新冠肺炎患者的健康。

    我们已经走在运动式的救治之路上，我们在大跃进的方向上迈进。

     从这位医生的信中可以看出，武汉防疫求治的工作重点就是为了作秀造假，欺骗国际社会。目的是要赶在3月底让世卫组织解除对全球发出的疫情警告。

三、湖北 “战时管制” 既“防疫”更“防舆”

    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中共官媒就宣称，各地把政治维稳当成防疫工作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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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强疫情和舆情的双重管制。2月13日，中共又派出一批有政法工作背景的干部前往湖北省和武汉市担任省市主要领导。如：原上海市长应勇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现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出任防疫指导小组副组长，原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任湖北省委常委和武汉市委书记。当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又发布战时状态令，强调目前是“关键时刻”、“大仗即将来临”。随后，湖北省多地相继宣布实施“战时管制”。 

    战时管制内容包括区内所有楼栋一律实施全封闭管理，非许可人员不得出入；街道、出入口一律实行全值守管理，值守时间为每天上午7点至下午10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资、药品实行全代购服务，每户居民每3天至少提供1次代购服务；所有强行冲闯隔离、警戒、封控设施的居民，按照战时管理相关规定，一律拘留。

    为防止疫情真相外传，湖北省还局部实施了断网行动。对一些将武汉疫情发到社交媒体的网友还实施强制隔离。如：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武汉市方斌就是其中的例子。

    由于中共实施“战时管制” ，湖北各地的真实疫情就很难被外界所掌握，这样就更有利中共向国际社会隐瞒真实疫情。

四、中共不顾疫情强制企业复工

    更可怕的是，中共为了保经济增长，就在疫情正处于高发期2月初，国务院就发出通知要求全国的企业在2月10日全面复工，甚至连疫区武汉都收到了复工通知。当各地方政府和企业拒不执行时，中央又要求各地出台各种鼓励企业复工政策，如：包机免费接员工回来复工、免车辆过桥过路费等。然而，就在开工的当天，上海、浙江、江苏、重庆、广东等地就接连发生员工交叉感染后被大面积隔离事件。受损失的无疑是企业和员工。

五、中共就是靠群体灭绝起家

    中共自执政以来，已开展过多次群体灭绝运动，据维基百科记载：1947年-1952年搞土地改革运动，全国共杀害地主近300万人；1950年-1953年搞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共杀害未逃离大陆国民党87.46万人；1957年-1958年搞反右运动，全国有近300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被迫害致死的约100万人；1958年-1960年搞生产大跃进运动，全国共饿死或被打死3600万-4100万人；1966年-1976年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共有200-300万人死亡，700多万人伤残，1亿多人受到迫害；1970年-1972年搞一打三反运动，全国共有10万人被杀害；1999年取缔法轮功运动，全国至少有6000万人遭到政治迫害，被死亡人数上百万；2016年-2020年在新疆搞再教育集中营运动，被关押的人数近200万人，被死亡人数近万人；2019年-2020年香港反送中运动，被关押的人数约7000人，被自杀人数3000多人；2019年12月-2020年2月19日的武汉新冠状病毒(生化武器) ，至少导致武汉60万人被感染。据大纪元统计，截止2020年02月10日全国死亡人数早已过万，而且有61%死于居家隔离中。注：1973年-2015年在全国实施的计划生育运动，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群体灭绝运动。

六、中共又把湖北防疫搞成群体灭绝运动

    什么叫群体灭绝？按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种族灭绝（英语：genocide）或群体灭绝，是指人为的、系统性地、有计划地对一个或一些种族、民族、宗教或国民团体进行全体性或局部性的屠杀。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60A号决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简称CPPCG条约。该条约于1951年1月12日生效，其中第二条对种族灭绝行为定义如下：

    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国族、族群、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1、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2、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3、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4、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成员生育。

5、强迫转移该团体之儿童至另一团体。

    按照这个国际公约，中共在湖北以防疫为借口实施“战时管制” ，致使该湖北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故意使湖北人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状况，任由疫情剥夺他们的生命。这显然违反了国际公约的第2条和第3条。过去计划生育是违反了该公约的第4条。

    舆论普遍认为，中共为了欺骗国际社会，可以不失牺牲全湖北人的生命；中共为了保经济增长，可以不失牺牲企业员工生命；这话一点都不为过，中共在湖北实施的运动式防疫事实上就是群体灭绝运动。